在曲折中前行：新中国70年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走过了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性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恢复性发展、21世纪以来的反思性发展等曲折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先是对教育管理学进行初步改造，继而移植苏联，之后教育管理学受到冷落，不仅学科位置被弱化，其学术研究也被迫中止。1978年开始恢复重建，而后渐入佳境，走向深化与繁荣，学科建设蒸蒸日上，学位点不断增设完善，经典教材、著作以及学术论文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后，学界开始进行批判性反思，考虑立足本土、走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发展之路。70年教育管理学的发展，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是多方面的：宏观政策环境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要基础；学科自身努力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扎根中国大地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管理学；艰难性发展；恢复性发展；反思性发展

作为一门外来学科，教育管理学在近代传入中国，至新中国成立前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历程，奠立了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管理学在我国不仅未受重视，反而迭遭坎坷。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管理学开始拨乱反正，走上了学科复苏之路。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就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展开讨论，丰富了教育管理学的内涵。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唤醒学科建设应有的历史意识。

1、教育管理学的艰难性发展(1949—1978年)

1949年至197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建设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不断被改造、被弱化的过程中艰难发展，并一度表现出裹足不前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我国教育事业改造的进行，教育管理学科同样经历了“初步改造”，但在改造过程中依然存在于国内高校教育系。1952年，随着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的发表，我国正式学习苏联教育体系，在教育管理学领域开始“照搬苏联”，导致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科失去其原有地位，被弱化为教育学的最后一个板块。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虽曾呼吁重视教育行政、学校管理等学科，也曾出版过立足于解决我国中小学管理实际问题的著作，但这些声音都因种种原因遭到批判而被淹没。自1957年起，受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国教育管理学开始“受到冷落”，未取得任何进展。

20世纪40年代，我国教育管理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依旧保持在一定水平。50年代起，其数量开始急剧减少。其中，50年代出版的学校管理学著作均为从苏联引进、国人翻译的舶来品，有关教育行政学内容的书籍更是屈指可数。六七十年代，我国有关教育管理学著作的出版数量则趋于零。

1.1初步改造(1949—1951年)

经历过民国期间的发展，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程设置已初具规模，教育管理学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教育系曾受到严厉批判，学者普遍认为这种学科与中国实际无关，并且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控制，因此我国高等师范教育领域开始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管理学同样面临着改造与重组。

1949年，由时任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张宗麟先生负责，在邱椿、陈友松、董渭川、徐特立等专家学者的参与下，经过长期研讨，《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于同年10月正式颁布。在该规定中，“教育行政”“教育测验与评价”两门课程被规定为高校教育系必修课程，要求学生分组修习“教育行政”。而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根据这一规定制定了课程草案，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与测验”两门课程放置第三学年开设，并在第三和第四学年设置“教育行政组”，要求学生学习“学校行政”“教育视导”“学校事务管理”以及“教育调查”。试行半年多后，秉持“坚决改造，稳步前进”的原则，针对上一次课程改革存在的不彻底现象，教育部邀请各系专家学者组成课改小组，进一步的课改在紧锣密鼓中展开。在具体实施的文件《高等学校课程草案》中，对教育系的必修课程进行了修订，保留“教育行政”并设置为第三学年学习的课程，将“教育测验与评价”纳入“教育行政”学科，旨在为该学科服务。调整过的“教育行政”课程包含四部分内容，分别是“教育行政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地方教育行政”“学校行政”及“教育统计调查”。其中“学校行政”囊括教学工作的领导与学校事务的领导(校舍、经费、人员等)，可见包含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内容。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课程改革，教育管理学作为高校教育系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并未受到删减。

但是，这一时期有关教育管理学教材、专著的编写工作却相对滞后。通过对新华书店总店编写的《全国总书目(1949—1954)》进行全面检索，没有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编写、公开发行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根据张济正先生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出版过几种书籍，比如教育资料丛刊社编写的《小学的行政管理》(1950)、许忆痴的《小学行政》(1951)等，属于经验性、资料性的集子。还有程今吾的《延安一学校》(1949)，仅仅是介绍管理小学经验的册子，称不上正式的教学用书。而在当时出版的教育学教材中，也鲜有对学校管理进行介绍的内容。

1.2照搬苏联(1952—1955年)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为严峻。中苏两国交往密切，学习苏联成为当时我国的基本国策。在随后的高校教育系课程改造过程中，“教育行政”课程被剔除。1952年“院校调整”后，我国高师院校开始独立设置。同年，参照苏联教育理论，教育部制定、印发了《师范院校教学计划(草案)》。在该计划中，教育系的必修课程从原先的13门增加到了21门，但是删去了原本独立设置的“教育行政”。在该计划发布后的讨论、修订过程中，有学者主张恢复“教育行政”学科，但由于当时苏联教育学科体系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唯一参照，这一观点遭到了反驳，理由是更多人认为教育行政问题还是作为教育学的组成部分更为合适，如果“单设一科，一定难免重复”。修订后，1954年重新颁布的《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将教育系的必修课程从21门增加到23门，但依旧没有“教育行政”。从此，有关教育管理学的课程在国内高校教育系失去了位置。

显然，正是受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地位遭到了弱化。从1952年起，国内高校除了进行“院校调整”，也将引进苏联教材作为教材建设重点。同年11月，教育部发文指出，引进苏联的大学教材是目前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工作”，而引进凯洛夫的教育学专著则是教育领域教材工作的重中之重。曾一度被我国教育领域奉为圭臬的凯洛夫的《教育学》(1948)是20世纪50年代国内师范院校的主要教科书及参考书目，这本专著明确地将教育学分为四部分，分别为“一般之部”“教学法”“教育理论”及“学校行政和领导”。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构的教育体系就把“学校管理”列为教育学的一个板块，且居于最后。这几个板块分别是“总论”“教学论”“教育工作理论”与“学校管理”。究其原因，50年代中期来中国讲学的苏联教育专家曾表示：“当教育学在苏联是一门以研究新生一代教育规律性为对象的科学，学校管理研究的对象、范围，绝不会超出教育学。”在将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将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奉为国内教育领域标杆的年代，我国的教育学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编写出的许多教育学书籍纷纷效仿其体系，因此我国的教育管理学就这样被弱化到了教育学的最后一个板块。

据统计，1949年至1956年，国内引进了约9种教育管理学的书籍，有《学校教导工作的领导》(1953)、《学校管理》(1953)、《怎样领导学校的教导工作》(1953)、《学校的教育领导》(1954)等，均来自苏联，且集中在1953年和1954年。由福尔柯夫斯基、马立雪夫主编，陈友松、李子卓等译的《学校管理》(1953)是当时的师范教育书籍，该书详尽、系统地论述了学校管理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学校事业管理、学校制度等。但该书遵循苏联教育学的思路，认为“学校管理是教育学的一部分”，并指出研究学校管理目的是“确定管理苏联学校事业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并阐明学校的领导制度”。

1.3受到冷落(1957—1977年)

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年，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主持制定了《关于1956—1967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要求建立属于新中国自己的教育科学。受此影响，我国众多的教育工作者满怀热情投入到教育体系的建设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在该规划草案的教育学部分中，“学校管理与领导研究”被列为研究题目，由波波夫讲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教研室译的《学校管理与领导》(1953)被列为重要的专门著作。

针对受苏联教育体系影响许多教育学分支学科遭到弱化的情况，陈友松呼吁我国教育学界要研究学校管理、教育心理，特别要研究学校卫生，重视世界各国教育的研究。次年，他对教育行政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的停开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恢复这些课程。1961年，教育部、文化部制订的《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开始将“教育行政”列为高等师范院校学校教育专业的选修课程。此外，一些学者在运用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来对中小学进行指导时，发现存在许多困难，从而开始编写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学校管理用书。例如，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董渭川先生，在指导师范生到中小学实习过程中，发现难以将苏联专家提出的“师范生从事教师实习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践，原因是多数人对班主任工作“不仅缺乏经验，连认识也不够”。为此，董渭川先生立足本土，于1956年编写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就我国中小学班主任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方式、工作的计划性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介绍与论述。1957年，正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小学校长在“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和发展全体工作人员积极性方面的经验还是比较缺乏的”，江苏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编写了《小学校长的职责及其领导问题》，认为“明确校长的职责，交流领导工作的经验”，努力提高小学行政领导工作的水平，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令人惋惜的是，正当我国教育管理学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态时，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许多教师与学者被错划为“右派”，教育学科建设遭到严重挫折。1958年教育科学领域开始的“大跃进”使得教育学教材成了教育政策的汇编。在这一段时期内，国内未出版由国人编写的教育管理学教材，更多的是学校教育管理经验的汇编，比如《小学校长的职责及其领导问题》(1957)、《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1959)及《农村耕读小学工作经验》(1964)等。1966年至1976年，我国更是经历了一场“文革”运动，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就遭到否定与破坏，这10年时间里我国教育管理学未见任何成果面世。

2、教育管理学的恢复性发展(1978—1999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中心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育管理学也进入了恢复性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5年，我国教育管理学以高校课程恢复和专业设置为重点，开始了“恢复重建”。1985年，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契机，学科专业建设蒸蒸日上，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渐入佳境，学科理论探索开始走向成熟。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管理干部对教育管理体制、管理思想和方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出版了大量有关教育管理的著作。具体的著作数量变化。其中，邓品珊、康尔珪编写的《现代普通教育管理学》(1985)是国内首本以“教育管理学”命名的教育管理类著作，内容涵盖了学校的外部管理(教育行政)与内部管理(学校管理)，更强调综合性。

2.1恢复重建(1978—1985年)

改革开放伊始，学界便出现了恢复发展教育管理学的声音。1979年，刘付忱发文指出，发展教育事业、繁荣教育科学是当前教育行政上值得重新研究的科学问题，“教育行政学这门学科必须积极建立和发展起来”。1981年，楼沪光介绍了教育管理学的重要性，论述了过去人们对教育管理学存在的偏见与误会，包括将教育管理学等同于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仅将其当作一般的工作方法。为重新发展该学科，他提出恢复设置相关课程、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以及建立完善研究队伍等措施。1983年，张复荃提出重温一门“被人遗忘了的学科”，回顾了教育行政学在近代中国走过的路。此外，刘问岫与张济正等学者也纷纷发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教育管理学的萌芽与生长。

正是在众多学者的呼吁及努力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开始了恢复重建工作，并逐渐恢复了教育管理学在高校教育系的位置。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稳定教学秩序和保证教学质量，1978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将“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列为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选修课，众多学校纷纷开设教育管理学课程。在学位点建设上，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及毕业生使用方向介绍》(1986)，改革开放至1986年，国内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在内的1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教育管理(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并进行本科招生培养，标志着教育管理学正式从高校教育系课程转变为专业。1986年，哈尔滨师范大学获得了“学校管理与领导”硕士学位点，成为国内最早拥有这一学科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等师范院校，我国教育管理学高级人才的培养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教材及专著编写上，据学者考证，改革开放后的几年时间里，学校管理学相关的出版物已达十五六种，论文、报告、介绍文章等累计接近八百余篇。其中，由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室编写的《学校管理》(1981)是国内第一本由教育学院系编写的教材，由张济正等编著的《学校管理学导论》(1984)是师范院校系统第一本本科用教材。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历年的《全国总书目》进行查阅，亦能发现国内教育管理学恢复重建的轨迹。

2.2深化繁荣(1986—1999年)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明确了改革教育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完善基础教育等内容。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重建，我国教育管理学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教材、专著与学科专业建设不断推进，学科理论走向成熟，开始步入深化繁荣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教育委员会开始修订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目录，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高校恢复设置的教育管理学专业亦经历了几次调整。1993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原属于师范专业的“教育管理”设置在教育学学科门类下，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1997年，教育部颁布了经过新一轮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教育管理”从教育学学科门类中抽离出来，设置在管理学学科门类的公共管理类之下，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一个方向。

在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上，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颁布了试运行近十年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教育管理学”设置为教育学学科门类下教育学中的二级学科，学科授予单位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在内的6所国内高校。与教育管理学本科专业的调整类似，教育管理学研究生专业随后同样被调整到管理学学科门类下。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合并为一个新的学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国内拥有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点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外，该学科的博士点开始在国内一些研究重镇陆续设立。1998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获批首批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为加强问题研究，教育部于1999年批准北京大学设立教育经济研究所，并下设教育管理在内的3个研究方向。而后，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内的众多名校均获批该专业博士点，院校类型上除了师范类大学，还有综合类研究型大学，均为我国的一流大学，可见该学科雄厚的研究基础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敏锐嗅觉。

教育管理学科本科、研究生学位点建设的完善对教育管理学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1986年，中国教育学会学校管理研究会召开了“学校管理学教材教法研讨会”，围绕高校教育学院“学校管理学”教材教法问题展开了研讨，着重讨论学校管理学发展的形势、现状以及教材编写的经验和问题，对推进我国教育管理学教材、专著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随后，肖宗六的《学校管理学》(1988)、张济正的《学校管理学导论》(1990)和陈孝彬等人编写的《教育管理学》(1990)相继出版并成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管理学著作。在学校管理学上，有张复荃的《小学管理》(1992)、张萍芳的《学校目标管理》(1993)与熊川武的《学校管理心理学》(1996)等，呈现出学校管理学研究对象与主题的分化。在教育行政学上，既有孙绵涛的《教育行政学概论》(1989)与张济正的《教育行政学通论》(1992)这类整体性研究的著作，也有袁振国的《教育政策学》(1996)等深化研究的成果。从著作上来看，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管理学开始了对体系构建的思考，也开始从管理的一般职能入手研究教育管理的发展问题，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学校管理，并且有不少著作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层次的教育管理进行专门研究，且注重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表明该时期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

3、教育管理学的反思性发展(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管理学步入了崭新阶段，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位点建设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国家还未设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率先在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设立高级教育行政管理方向，招收高校中层以上管理干部在职攻读。2009年起，教育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在我国正式设立。截至2017年，国内共有27所高校可以招收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人员及中小学教师进行博士层次教育，这使教育管理学在研究方向上更加关注现实与实践，从而扩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

在著作方面，学者们对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学校管理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主要有：李保强的《学校管理学》(2002)、顾明远的《学校管理》(2003)、杨颖秀的《学校管理学》(2004)、肖宗六的《学校管理学》(2008)、程凤春的《学校管理理论与实践》(2009)、张东娇的《学校管理学》(2014)、谈心和龚孝华的《现代学校管理创新》(2017)等著作。教育行政学方面的著作有吴志宏的《教育行政学》(2000)、孙绵涛的《教育行政学》(2006)、蒲蕊的《教育行政学》(2008)、刘淑兰的《教育行政学》(2013)等著作。而在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肖宗六的《教育管理研究》(2000)、贺乐凡的《中小学教育管理》(2000)、杨颖秀的《教育管理学》(2002)、孙绵涛的《教育管理原理》(2007)、吴志宏等的《新编教育管理学》(2008)、陈孝彬和高洪源的《教育管理学》(2008)、黄崴的《教育管理学》(2009)、张新平和褚宏启的《教育管理学通论》(2012)、王世忠的《教育管理学》(2014)、曾天山和褚宏启的《现代教育管理学》(2014)、毛良和郭丽华的《教育管理学导论》(2015)等。

另外，在学术刊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创办了《中小学管理》《高校教育管理》等多种有关教育管理的学术刊物，但没有一种教育管理学的专门性学术刊物。针对这一现状，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褚宏启教授牵头创办了《中国教育管理评论》，以以书代刊的形式填补了我国教育管理学领域的这一空白。《中国教育管理评论》主要设有研究反思、理论前沿、学校治理、管理者研究、教育政策与法律、著作评介和学术交流等板块，截至2018年，已经连续出版了10卷，对推动我国教育管理学的深入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就教育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诸多反思，形成了许多观点并展开争论。其中，关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归属是争论最多的问题。我国教育管理学原本从属于教育学一级学科，在1997年与教育经济学合并成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之后被放在公共管理学科下，而在一些设有该学科的院校则归属于教育学科，这样就“造成了学科归属的混乱，也反应出这种合并的有名无实”。孙绵涛认为这样的合并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既不利于教育经济与管理的建设发展，也不利于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两个学科各自的建设与发展。作为学科“独立和成熟的基本标志”，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张新平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管理现象。孙绵涛则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有4种，教育管理现象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问题以及教育管理过程。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一情况也反映在教育管理学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说明我国教育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还有待完善。此外，该学科还存在对国外教育管理学依赖过多、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4、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走过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性发展、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恢复性发展和进入21世纪至今的反思性发展3个阶段的“之”字形道路。回顾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的演进历程，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4.1宏观政策环境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要基础

国家政策导向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巨大的，教育管理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20世纪上半叶，国外教育管理学的传入正是向外国(主要是日本和美国)学习的结果。与世界各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相比，我国教育管理学的诞生时间并不太晚。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教育管理学在教育事业的改造过程中仍存在于高校教育系，并未受到过多的削弱。随后，在举国学习苏联之后，教育学体系进行重构，教育行政学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逐步被弱化，相关课程停开。期间有陈友松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重视这些学科的建设，但这些声音很快在随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被淹没。1978年以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教育政策的颁行，我国教育管理学终于迎来了恢复重建的春天。

4.2学科自身成长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除了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支持，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同样需要学科自身的努力。20世纪初，正是由于一批留日、留美学生的引领，教育管理学来到中国，开始生根、发芽。改革开放以后，在刘付忱、张复荃、刘问岫等学者的不断呼吁及努力下，我国教育管理学走上了恢复重建的道路，并在肖宗六、贺乐凡、陈孝彬等学者的推动下成立了全国性的教育管理学学术团体。在人才培养方面，改革开放之后，部分高校先是恢复教育管理学课程，随后开设了教育管理学专业，进而开始了教育管理学研究生的培养，由齐亮祖先生领衔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成为国内最早拥有教育管理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随后，我国教育管理学本科、研究生专业设置几经调整，相关的专著、教材层出不穷，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管理学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国家教育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

4.3扎根中国大地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使教育管理学更好地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服务，需要在引译国外教育管理理论过程中坚持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建构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事实上，民国时期在接连引进日本、美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成果之后，我国学者就意识到过度移植的问题，开始了学科本土化的思考，从而渐渐走上了自我探索的道路。姜琦和邱椿编写的《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1927)和罗廷光的《教育行政》(1943)正是这方面的代表。21世纪以来，这一思路得到了延续与强化。教育管理学专业学位政策的施行，使得该学科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从而培养了一批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教育管理人才。围绕教育管理学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等问题，孙绵涛、杨天平、张新平等纷纷著文，审视我国教育管理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开启了使教育管理学本土化更具内涵与深度的当代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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