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与适用性考察（3）

4、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理论构想的适用性考察

在当今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和规范发展的新时代，本研究形成的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理论构想，对于我国规划学前教育发展目标特别是中长期目标、了解学前教育发展现状特别是公平与质量的现状、实施学前教育发展评估特别是教育改进型的评估、增进学前教育国际交流特别是“讲好中国故事”等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理论构想的预期适用性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4.1、为准确设定学前教育发展目标提供价值性工具支持

学前教育发展目标是引导学前教育深化改革与规范发展的指南针。目标是期望的结果或结论，指标是衡量目标的单位或方法，没有目标的指标没有意义，没有指标的目标也无法付诸行动。本研究所提出的具有本上立场和国际视野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可以为中国较为准确地设定学前教育发展目标提供价值性工具支持。我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建构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设定目标和证明目标是否达成，而在于通过设定目标引领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和规范发展的价值取向，并评价改革与发展方案的适宜性并支持持续提升教育质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强调，应该由评价学前教育本身转向对社会系统的评价，由投人监控功能转向投人改进功能，由过程证明功能转向过程激励功能，由成果鉴定功能转向成果导向功能。这四个价值性转向对于中国学前教育目标的设定特别是中长期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也有助于明确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和支持策略，进一步调整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系统规划和长期引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全面和持续发展。考察目前我国已有的一些统计报告，如《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教育统计数据》等，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些统计报告对教育背景维度关注不够—实际上是对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组成部分教育或学前教育的社会性属性关注不够。关注背景因素或社会发展和变迁因素是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理论构想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所在，是当今这个新时代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价值、中国立场中国国情的真实集中反映。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更应关注学前教育的社会发展背景，尤其是生育率、死亡率、六岁以下儿童人口数量等因素，这对系统规划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目标特别是中长期发展目标，系统引领学前教育发展方向、规模和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随着中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程度的不断提高，提升学前教育质量应该成为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但使用本研究建构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考察目前中国已有的一些统计报告指标发现，已有统计指标对教育过程维度中的课程活动和家庭支持、教育结果维度中的儿童发展等指标关注不够，而这些指标却是衡量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由上述可见，本研究构想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对弥补现有统计指标的不足，实现对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和指标体系的科学设定，引领新时代学前教育深化改革与规范发展具有明显作用。

4.2、为全面了解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提供结构性工具支持

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是学前教育深化改革与规范发展的基础或原有水平。具有价值引领性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或指标体系设定以后，指标体系在价值引领性基础上的结构规定性对于全面系统了解和分析学前教育发展现状的作用得以凸显。本研究所提出的维度全面、指标清晰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可以为我国较为全面地了解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提供结构性工具支持—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建构的基本维度不仅应该涉及学前教育内部，而且应该涉及学前教育外部;不仅应该涉及对学前教育的投人，而且应该涉及对学前教育过程的关注，应该涉及对学前教育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强调，对学前教育发展现状的了解应该结构性地包括教育背景维度即社会因素、教育投人维度即资源因素、教育过程维度即过程质量因素和教育结果维度即结果质量因素。也就是说，这4个维度或主要因素是相对独立、相互联系又缺一不可结构性有机统一体，是搜集并分析学前教育现状信息的结构性工具框架，也是基于现状全面提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一揽子解决方案的系统参考。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规划纲要》和《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国家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日益增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学前教育的现状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函须全面系统把握。使用本研究建构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考察目前我国已有的一些统计报告，可以发现，尽管对学前教育普及、资源配置、教师队伍等情况变化进行了统计，但也缺失一些重要的指标如教育背景维度中的人口统计和社会福利、教育过程维度中的课程活动、家庭支持和教师培训、教育结果维度中的儿童发展等指标等。统计数据中一些重要指标的缺失或受关注度不够，反映指标体系设计存在结构性不足。在“办好学前教育”的新时代，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更应关注学前教育事业之结构性指标的不可或缺性和相互依存性，关注这些结构性指标对“好的学前教育”的目标性系统描述和对“办好学前教育”的背景性、条件性、策略性和成果性系统描述，这对全面系统了解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现状并系统规划达成学前教育发展目标的路径和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由上述可见，本研究对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对建构或重构了解和分析学前教育发展现状的结构性工具，实现对我国学前教育现状的全面系统了解具有积极意义。

4.3、为科学开展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提供方法性工具支持

加强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是学前教育深化改革与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指标体系在价值引领性和结构规定性基础上的方法指导性对于科学开展学前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作用得以凸显。本研究所提出的质量互补、动静结合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可以为我国较为科学地开展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提供方法性工具支持—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支持督导评估不仅关注量化指标的发展，同时关注质性指标的发展;不仅关注终点报告的获得，更加关注教育发展的连续反馈从而以更好地提出决策建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强调，督导评估应该由关注鉴定结果转向关注改进过程、由关注标准一致转向关注差异特色、由关注静态预设转向关注动态生成、由关注材料结构转向关注现场状态，这四个方法转向对于中国学前教育督导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使用本研究建构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考察中国已有的一些督导评估办法，如《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和各省市的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标准，可以发现，中国现行的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是由教育行政与督导部门具体实施的自上而下的鉴定性评估，这种评价是以泰勒的目标导向模式为理论基础，使得评价的改进功能未能获得很好的发挥，督导评估指标也较多地关注投人指标，而对背景、过程和结果指标也关注不够。如《浙江省幼儿园等级评定标准》对环境、文本等静态投人指标的考量超过了总内容的70%，缺乏对背景维度的关注容易使督导评估脱离发展实际，缺乏对课程活动、家庭支持、儿童发展等过程和结果指标的关注则容易使督导评估忽视学前教育质量。新时代学前教育督导评估工作应重个性，即应更多地关注儿童与教师的态度、品质、以及学前教育的特色和创造;重关系，即更多地关注同伴关系、师幼关系、家园关系、幼儿园与社区关系;重过程，即更多地关注儿童的一日生活，在真实的动态环境中评价与改进学前教育实践。由上述可见，本研究对弥补现有督导评估指标的不足，促进我国适宜地开展学前教育督导评估工作将具有明显作用。

4.4、为广泛开展学前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普适性工具支持

开展学前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是提升我国学前教育质量、增强我国学前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学前教育指标体系作为统计学前教育各方面发展的重要工具，能够全面呈现一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状况，从而便于各国了解别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情况，学习别国学前教育的成功做法和传播本国学前教育的优秀经验，这些对于增强学前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所提出的基于国际模型、维度指标全面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可以为我国广泛开展学前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普适性工具支持—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建构的用途不仅包括解决本上学前教育发展的问题，还包括与国际学前教育的接轨，便于与别国进行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借鉴和分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强调，为支持学前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建构应具有国际通用的理论框架、逻辑严谨的指标维度、涵盖全面的各级指标、量质结合的指

标类型。也就是说，这四个特征要求是确保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关键，能够使不同国家的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可以建立比较分析的框架，从而实现不同国家之间学前教育发展的相互了解与借鉴和分享—是当今这个新时代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时可以被充分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政策话语、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链接世界的普适性工具。近年来，国家对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便明确要求“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推进人文交流，不断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可见，学前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应成为其使命，而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应发挥工具支持作用。但是，使用本研究建构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考察目前我国已有的一些统计报告发现，我国的一些统计报告中的统计指标“大多是按教育对象、教育投人、师资队伍等教育要素进行分类统计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了我国教育各方面的规模和成就等基本情况”，但是与CIPP评价模型相比便明显缺乏了清晰的理论框架;指标维度的逻辑也不够严谨，如缺乏教育背景维度;各级指标也不够全面，如缺乏课程活动、家庭支持等过程性指标;较多地关注量化的指标，对一些质性的指标关注不够，如缺乏儿童发展等结果性指标等。由上述可见，本研究构想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为我国开展学前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普适性工具，进而满足跨文化比较、对话和交流的需要，切实增强我国学前教育国际影响力将具有明显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CIPP评价模型进行的包含教育背景、教育投人、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4个维度的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理论构想，能够反映学前教育发展的外在背景、发生条件、内在动力和产出成效—把评价教育本身转向评价教育所处的社会系统，把投人监控功能转向投人改进功能，把过程证明功能转向过程激励功能，把成果鉴定功能转向成果导向功能，对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具有科学引领和系统评价等重要作用。